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即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为何会谪守巴陵郡，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张亢、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

大约庆历三年（1043）七八月，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给朝廷发来报告，检控前任知渭州张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知庆州滕宗谅（即滕子京）之前在知泾州任上，亦“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随后，监察御史梁坚对张亢、滕宗谅发起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概念，什么是“公用钱”“公使钱”。

简单地说，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公使钱）不隶州府，（长官）自以亲吏领之，岁杪上计则入其余”。

公用钱则是朝廷拨给中央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特别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如宋真宗年间，朝廷拨给广州的公用钱为“五十万”钱（500贯）。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不过宋朝人经常将“公用钱”也写成“公使钱”，以至于读史的人也常常将公用钱与公使钱的性质弄混淆了。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张亢、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若说张亢、滕宗谅“枉费公用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庆历年间，战争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已将朝廷搞得焦头烂额，连仁宗皇帝与后宫嫔妃都要节衣缩食，以裁减浮费，守边的将领竟然大手大脚滥用公用钱，甚至侵吞公款，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仁宗见到御史的弹章，震怒，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今陕西彬县）成立一个临时法庭，“鞫其事”，调查张亢、滕宗谅究竟有没有贪污公款。

范仲淹站出来替两名老部下辩护：滕宗谅被指控挪用十六万贯公用钱，实是受了诬告，因为这十六万贯钱中，包含了十五万贯泾州诸军请用的钱数物料，“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滕宗谅“旧日疏散，又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至于张亢，尽管“不能重慎，为事率易”，但“昨在渭州，亦无大段过犯”。

范仲淹建议：邠州的临时法庭可先勘鞫干连人，并取来钱帛文账磨勘，如果发现滕宗谅与张亢“显有欺隐入己”的罪证，再逮捕他们勘鞫；如果二人并无“欺隐入己”，只“差人取问，分析缘由，入急递闻奏，别取进止”。范仲淹还说，“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候勘得滕宗谅、张亢却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仰台谏官便更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

燕度在陕西调查了三四个月，就掌握的证词、证据而言，都未能证实张亢与滕宗谅将公用钱“侵欺入己”。平心而论，张亢与滕宗谅都不像是私吞公用钱的贪官，但这两个人花钱都十分大方，张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滕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因此，若说他们“枉费公用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滕宗谅的犯罪情节尤其严重，因为他将账本烧掉了，公用钱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成了一笔糊涂账。

仁宗经再三权衡，决定听从范仲淹之言，对张亢、滕宗谅都从轻发落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张亢与滕宗谅呢？

范仲淹提出，张亢、滕宗谅薄惩即可，因为他们都没有侵吞公款，只是滥用公用钱，张亢虽然存在借公用钱回易的情节，但根据编敕，“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至于滕宗谅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枢密使杜衍却“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烧掉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性质可比张亢恶劣多了。

仁宗经再三权衡，决定听从范仲淹之言，对张亢、滕宗谅都从轻发落，于庆历四年（1044）正月，将张亢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滕宗谅降一级官阶，保留天章阁待制的荣衔，贬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市）。但是，仁宗对滕宗谅的从轻发落受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最后，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今湖南岳阳）。诏书发布后，仁宗宣王拱辰赴御史台上班，并安慰他：“言事官第自振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辄请解去以取直名。自今有当言者，宜力陈无避。”

被贬知岳州的滕宗谅却不怎么计较穷山恶水，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类似“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