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中译本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本书对日本铁蹄下的中国读者，尤其对当时苦闷的青年人影响巨大，许多人的命运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改变的。

1940年在重庆，范用用了半个月的工资买到“复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宁谟·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中文译本。范用虽然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许多红军领导人的情况，都是通过《西行漫记》才了解到的。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十四岁在镇江澡堂里一口气读完的《毛泽东自传》，原来就是《西行漫记》当中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几十年来，这两本复社精装的大书，始终是范用最珍贵的收藏，保存完好。其间，中国军事博物馆曾为了展览借用过，许多朋友也借阅过。作为出版人，他一直很期望能够按1938年初版本原样重印《西行漫记》。

1972年初范用从干校回京后不久，得知斯诺去世的消息。他想有所纪念，恰巧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版了斯诺的一本小册子《我在旧中国十三年》。这本小册子是香港《文汇报》摘译自其回忆录《旅行于方生之地》。范用建议以香港《文汇报》的摘译为底本，在内地出版这本书。他在亲自起草的选题报告中说：“此书……记叙其（斯诺）在30年代来到中国以后，接触了中国社会，结识了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逐渐变化，自此起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斯诺的为人，也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一个侧面。经与翰伯同志研究，可用此译文翻印一些（先印一万册，由本社内部发行）。以后如有必要，再考虑是否加印交书店内部发行。”

最终，这本书于1973年3月出版了，出版名义是三联书店。斯诺去世后，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写了一本回忆录《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由美国兰登书屋于1975年出版。书中记述了斯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中国医疗小组到达后（斯诺的家在瑞士），他们家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是董乐山。董乐山在社科院工作，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了。范用看到译稿后，十分感动，决定出版。他在审稿记录中写道：

斯诺夫人的A Death With Dignity一书，原来打算摘译附录于《斯诺在中国》。在研究了全书内容后，觉得可以单独出版，公开发行。

这本书写得很有感情，她写了斯诺生命的最后的日子，写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斯诺的关怀，写了中国派去的医疗组的尽心的治疗和护理，写了斯诺和他一家对中国的诚挚的感情。

现在公开出版的翻译书不多，出版这样一位老朋友的著作不无意义。全稿我通读了一遍，译文甚好，不必做任何删节。可以发排。

与对外友协联系，打电报给斯诺夫人打个招呼——此事可待排出清样时再办，免得与出书相隔太久……

范用根据译者董乐山的意见，拟了六个书名，请大家考虑。他建议用《“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此前的3月20日，范用亲笔起草了给马海德和路易·艾黎的信，约请他们为这本书写序，希望他们4月中交稿。信的落款都是以个人名义：“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两位外国友人、斯诺的朋友如期完成了写作。马海德正在病中，在与马海德夫人的通信中，范用建议在中国度过大半生的马海德写一部回忆录。《“我热爱中国”》的封面是范用自己设计的，由美术组组长马少展制作完成。

《“我热爱中国”》选用了一幅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斯诺夫妇的照片，特向外交部美大司申请批准；另外通过对外友协致信驻瑞士大使馆，请他们转告斯诺夫人，准备于1978年9月出版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时任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亲自去见了斯诺夫人。斯诺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一口答应，说“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中国朋友完全可以处理”。

《“我热爱中国”》比原计划晚了半年，于1979年3月出版（版权页上仍是197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写信给驻瑞士大使馆，请他们转致斯诺夫人，并寄去样书八册。在这封信的最后特别注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应中国广大读者的要求，正在翻译出版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特此告知。斯诺夫人有何反应，请告。”《西行漫记》的出版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年后，三联书店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终于出版。

（作者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