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 蔡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标志性事件

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章炳麟(1869—1936)和邹容(1885—1905)二人因在上海《苏报》上发表文章，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两书，被认为“竟敢造言污谤皇室，妨害国家安宁”，根据清朝政府的律令，这属于大逆不道，是世所不容的罪行，原本“照律科罪，皆当处决”，但在外国势力把持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最终判决中，二人只是被分别判处三年和两年的监禁。这样的结局无疑让清政府颜面扫地。正如孙中山先生后来的评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这是一代伟人基于革命视角对苏报案意义的概括。

苏报案暴露了领事裁判权

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践踏

从法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苏报案则暴露了领事裁判权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践踏。进一步，如若深究苏报案司法过程中审判机构、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适用法律、幕后协调、新闻报道等诸多关键变量，就会发现整个审判都充满着耐人寻味且不可预测的意味，甚至连所谓“苏报案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这一结论都值得探讨和商榷；会发现司法与政治、司法与传媒、司法与社会等基本关系在苏报案中有着深刻体现；还会发现中西司法在思想、价值、文化、制度、程序等各种元素上的差异与冲突，中国传统司法危机重重，清末司法转型势在必行。这就从最核心的层面上奠定了本书研究的可行性。

选择从苏报案来透视

清末司法的转型并非牵强附会

一方面，历史是由各式各样纷繁芜杂的事件构成的，要观察历史，发掘和探究其必然规律，一个简捷且实效的方法就是观察“历史中的事件”。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流动的进程，所谓承先启后，即每一个历史的节点都是对过去的逻辑继承，也是未来的发展之源，从来也没有独立于历史进程之外的节点。从这个意义而言，苏报案绝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发展、结局都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这一点可以通过领事裁判权给予佐证。随着19世纪以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及其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领事裁判权逐步在中国确立，中国的司法主权不断被践踏和破坏。恰在苏报案发的前一年，即1902年，根据变法改革的需要，清政府任命沈家本(1840—1913)、伍廷芳(1842—1922)为修订法律的大臣，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主持变法修律。同一年，中英签订《马凯条约》，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而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后，变法修律尚未完全展开，领事裁判权没有收回半点，领事裁判权在苏报案中又直接妨碍了清政府镇压革命，“审判两名罪犯，还要朝廷出面向会审公廨起诉，而会审公廨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向自己的下属机构告发几位百姓，请求下属机构对这几位百姓定罪量刑，甚至还要聘请律师辩护，朝廷确实大丢脸面”。可以断定，苏报案中因领事裁判权带来的阻碍和尴尬，又直接或间接地坚定了清政府官员在以后进一步收回司法主权的要求和决心，而苏报案夹杂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着实耐人寻味。回顾整个晚清司法转型，收回领事裁判权一直都是司法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顺此梳理，苏报案在历史脉络上的价值也就清晰凸显出来了。

苏报案是具有穿透力的个案

不可否认，苏报案是本书研究特意挑选出来的一个个案，与一般诉讼意义上的个案相比，因为苏报案牵扯到国家的层面和官方的参与，将它置于晚清中国司法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更能够发现司法转型的必然性，因此，苏报案可谓关键性个案。这样的话，以苏报案为原点，可以将其信息和理论最大限度地推广到其他个案和类型。引入关键性个案展开研究的观念在当代中国学者中也不乏回应之声，如孙立平先生就提出，它可以使得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

在法学研究中，作为研究素材的关键性个案一般有如下特点：第一，关键性个案往往是研究者有目的的选择，能为破解研究命题提供特殊的焦点；第二，关键性个案通常包括理论思考，它往往可以依靠个案材料，验证或推翻先前的理论思考，并创新理论；第三，关键性个案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开放性，提倡研究的跨学科性；第四，关键性个案的研究过程体现了宏观结构和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目的是使学理与历史得到解释，但运行的基础却往往只是个案细枝末节的材料。

显然，作为研究对象的苏报案是一个具备了穿透力的个案，符合上述特点，其关键性个案的地位也有力地增强了本书研究的可行性。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