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没的皇城：北京元明皇城的建筑与生活图景》李纬文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们熟悉的北京皇城始建于元代。元都城的营建并不是在金中都故城上的利用，而是另辟东北太液池的万宁宫为中心，以刘秉忠为主的城市规划者开始了都城的建造。到了1272年初具规模并逐步投入使用时，“大都”之名才得以冠之。

元宫城完毕后，环绕其外的皇城墙建造于何时？既然元大都近似白地建设，为何不似前朝的“二分法”，却成为了有规划的“三重城”呢？《隐没的皇城：北京元明皇城的建筑与生活图景》一书的作者李纬文的解释为“……以一组园林为原点，……即拥有占比巨大、绵延连续的园林空间。而这也使得整个皇家领域必须具有一层外围防护，将园林与城市街巷分隔开”，即建造了红门（十五座）阑马墙，大内在其中。

城市建设离不开水系利用，郭守敬主持的水道“通惠河”连通了大都与通州。元皇城十五红门到明代常用的四门，作者即是通过河道与皇城间的桥梁、城门的关系考察出皇城东墙的两次挪动（“御河最终被包入皇城”）。

元朝设两京，大都的建设或许因帝王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不在此居住，重要的决策大臣要常伴皇帝左右，使得北京城并不在快速建设工程中，作为其中的皇城建设自然也比较缓慢——加之元朝建造者的功能追求、审美追求另有自己的一套，且连续性、稳定性较强。可以说元皇城初具规模时，其特点有如中国画，有意留白，基本达成了皇室与百姓间缓冲地带的功用。到具有既能服务皇室，又能服务为皇室服务的侍者功用的皇城，要到明代帝王在此地的大兴土木才得以实现。

明代的都城建设可谓一波三折，朱元璋的目光一直游离于南京与家乡之间难以取舍，狠心甩掉凤阳中都半拉子工程后，最终决定回到建康故城外也是建造一半的宫城的改造。却不想，这番费尽心思的努力四子朱棣毫不领情，夺了侄子朱允炆的宝座后，索性放弃了南京的宫殿，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另建“北”京。

刘伯温主持建造的“八臂哪吒城”，绝不像神话中的三太子那般割去骨肉还父母之决绝，明代北京城的建设还是参考了南京模式，与元大都实地做了很好的结合。

所谓禁城，即是礼制、规约被严格执行之所，对闲云野鹤的隐士自然看不在眼内，但从皇室的角度来讲，却自诩只他们才有资格享用某种礼制的约束，即便是许多位极人臣的高官也是不配享用的。现代人或许很难理解那时人们对社会阶层与礼制间的关系，而要用当代的文明标尺去度量古法，可能也是一种莽撞之举。当然，皇室内部也不乏对禁城的规章制度忍受不住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宫墙外的“绿化带”。明朝诸帝中对皇城“颇有建树”的要算明世宗嘉靖皇帝了。

这位对朝政采取“无为而治”虔心向道，却对北京皇城的营建可谓事必躬亲的君主，不仅要筹谋皇城蓝图，还要与朝臣进行礼制博弈。他要充分利用皇城的“缓冲”属性，把不可突破的规约进行软着陆，实践自己的愿望。是的，有些事一旦既成事实，大臣百姓也就不再较真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其子明穆宗继位后对这些营造却颇不以为然。

嘉靖皇帝与朝臣间对皇城建设之争的关键绝不是资金充裕与否这类不入龙目的小问题，焦点当然是名分、道德立场、道统此类成不成体统的问题。

这位以宗藩入继大统的十四岁少年，因皇位来得太突然，登基后的朱厚熜对生父兴献王发起了追尊、入太庙一系列礼制改革，史称“大礼议”政治事件。其中颇多一些设施即是在皇城中围绕太庙展开的。世庙在嘉靖五年建成，博弈的成功使年轻的皇帝欣喜异常，而当自认巧妙地解决了世庙与太庙到底是“同路同门”还是“同街不同门”这一复杂问题后，嘉靖帝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这么大的问题都解决了，使得嘉靖九年成为“世宗礼制更定的高峰之年，天地分祀、朝日夕月、皇后亲蚕等礼仪均在此年创立，而更定庙制、大禘大袷、历代帝王、无逸豳风、帝社帝稷等新一批礼制创造已在酝酿之中”。但嘉靖十四年，世庙被改建为京神殿；嘉靖十五年，建成新世庙称为“献皇帝庙”；嘉靖二十年四月，九庙建筑群被付之一炬，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下达的“新庙仍复旧制”算是皇帝本人做的一点忏悔表示吧。自嘉靖十八年他开始斋居西苑，到其在位后期嘉靖三十九年还在对永寿宫增制改造，嘉靖四十年兴建寿光阁。

以上梳理，仅是嘉靖帝在皇城中兴建工作的一部分——那些郊外礼制场所内化到皇城中的微缩设施还未计算，而离宫别殿（大享殿的数次建设与弃置）、西苑道境二十多年的演化，虽在规模上较之宫城中的确有所减杀，但功能上仍包括殿庭、寝宫、仓储等项不曾缺少，耗资之巨可想而知。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宫城大灾，三大殿被雷火烧尽，嘉靖四十一年西内万寿宫火灾，生命最后一天回到大内，他才停止了对皇城的建设。其实早在嘉靖二十一年宫人们联手发动的“壬寅宫变”表明，她们对这位性格多疑暴戾的皇帝早已是忍无可忍了。

后世对明世宗的评价不高，对大兴土木之举也多持批判态度。但，明人张元凯却认为世宗不似秦皇汉武折腾百姓，轻描淡写地觉得这个皇帝只是在皇城内盖盖房子而已。不管怎样，“成器（工）不毁”的古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世宗之子继位还不足一个月，全然不顾这些，便对其父的营建场所发起了政治性的清除：“穆宗登基，西内一扫而空，三百年皇城土木，二百年北都兴邸，二十余年西苑斋居，一朝化为白地。见证了西内成而毁，毁而成，成而又毁，雷礼恐怕是唯一为之而动情伤心的人”。读到此处，又有几人不觉得可惜，会对穆宗口中的弊政如此拆除而拍手称快呢？毕竟这些殿堂本身无所谓对错，被人为地赋予名称与功能（强加标签而已），如何被“再利用”是可以靠智慧解决的。

好在穆宗的拆撤“工程”被及时劝阻，被毁的多在西苑道境内，而此时朝臣们拥护穆宗这一做法的原因“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被定位在成本上，而是被定位在某种价值扭曲和营造与斋醮背后若干社会群体的僭越之上”。

其实穆宗不仅是在效仿古法——毕竟楚霸王才是这类行为的开创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其父世宗的影响，“……明世宗曾对宫廷乃至北京城中大善殿、海印寺、庆寿寺等多处有前朝渊源的遗存进行过清除，并不顾及这些遗存同时也留存有明初永乐、宣德等时期敕修敕建的痕迹”。这也从另一侧面回应了那些对嘉靖皇帝对北京皇城建设的嘉许，其实也不难理解，兴建必然伴随拆毁。

此外，琼华岛也险些被明世宗下旨改建为神坛。正所谓：“城”也君王，废也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