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与陈平原，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令人称羡的学术伉俪。书，是连接他们的情感纽带；寻觅藏书，是他们的共同乐趣。从年轻时一本本淘来的初版旧籍，到暮年一箱箱捐出的万卷珍藏；从私人书架的收藏，到公共空间的思想灯火——陈平原与夏晓虹用四十余载光阴，完成了一场静水流深的文化接力，让书从家中“书墙”走入千万人视野，让文脉在纸页翻动间生生不息。

一方天地藏古今

走进首都图书馆的陈夏书房，扑面而来的是古朴典雅的书卷气息。书房里的书桌、书柜、座椅都是陈平原和夏晓虹家中搬来的原物，沙发上随意摊开的书、书桌上的笔筒和藏书章，都保留着最真实的生活细节。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两位学者的私人书房，安静、厚重，充满温度。

万卷藏书捐给首都图书馆，陈平原和夏晓虹的家却并没有宽敞一些。各类书籍和学术资料“恣意生长”，即便一面顶天立地的书墙也阻挡不住。对陈平原和夏晓虹而言，书房不是藏书的容器，而是思想的沃土。

王宁：陈夏书房，为什么要完全复刻家里的书房？

夏晓虹：我觉得我们家的书柜，他们都叫“书墙”，还是挺有特点的。我们的房间层高三米，书柜一直做到顶。

王宁：要去上面拿书还要登梯子。

陈平原：家里的梯子。

王宁：书的分类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

夏晓虹：开始是有一些设计，但是大部分书肯定也是按照图书馆的编目来安排的。

一卷书香连感情

陈平原和夏晓虹夫妇对书籍的珍视早已刻进他们的人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自幼在书香浸润中成长的两人分别考上了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兜兜转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相遇。书成了连接两人的情感纽带，婚后的每个周末，他们都会结伴逛旧书摊、跑书店，淘书成了他们的习惯，更成了一种生活仪式。

为了记录每次购书的缘由和读书感受，他们曾记过一本《陈夏买书记》，但因为买书速度太快实在跟不上而作罢。但那份对书的珍重，早已融入彼此的学术生命。不惜代价也要买下百年前出版的《胡适文存》，无论如何也要拍下1910年日本印刷的《国故论衡》，在买书这件事上夫妻俩向来默契，只要是对方需要的书他们都会当成最重要的事去完成。

王宁：两个人去淘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陈平原：因为我们俩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阅读兴趣也比较接近，不会有因为买书而争论的这种事情。当初买书，特别担心买了以后不看，就立了一个《陈夏买书记》。

夏晓虹：一个大本子，两个人每一次买书要记录下来。

陈平原：记录下来我们最初的这些书，为什么买它？有什么感觉？把一些最初的阅读感受记录下来。

王宁：淘书的乐趣在哪？

夏晓虹：有的时候就是每人拿一个书架，陈老师进去看一遍，我看一遍，看到自己有兴趣就拿出来再比较一下，看看版本或者是需要不需要。我觉得读书人的乐趣就是能够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现你喜欢的书。

一脉文心寄未来

陈平原和夏晓虹的捐书并不是一时兴起。早在2017年，他们就在陈平原的家乡潮州捐赠了部分藏书。到如今将一万三千册藏书交付首都图书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珍藏。陈平原坚持“先捐最有价值的书”，不为留下什么，而为让书发挥更大的公共意义。对两位学者来说，最好的养老不是远离喧嚣、颐养天年，而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AI技术正在改变各行各业、改变人们阅读方式的时候，陈平原牵头编撰《AI时代的文学教育》，以扎实的思考回应时代对人文教育的追问。

王宁：为什么您能够从最早特别想占有它，变成最终属于大家？

陈平原：我们捐书不是现在一时兴起。从图书馆角度来说，我们捐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有意义，不能说把不要的东西捐掉。

王宁：但很多人现实的感受就是，纸质书也好，报刊文章也好，这些跟纸相关的文字的记忆正在消亡，您没有这样的感受吗？

夏晓虹：我觉得AI时代，亲自读书之所以重要，因为你毕竟是个人，不是个机器，装个芯片所有东西都有了。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知识积累也好，不是结果最重要，是过程更重要。

王宁：享受了这样的阅读过程，有什么幸福感？

夏晓虹：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是机器，你是人。你的阅读体验，别人其实不能够完全代表你或者是代替你，这个才是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