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寻求突破，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新发掘史料隐藏的信息和价值，发现新意，我称之为陈酿新品；二是另辟蹊径，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获取证据，重写历史，我称之为旧瓶新酒。所谓旧瓶是说历史的外壳不能变，例如中国史、世界史、中古史等，在这个框架内做出全新的研究。如果把旧瓶打破了，那就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新学科，例如文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202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斯万特·佩博所开展的人类进化研究，以及我们近十几年一直在建设的“历史人类学”，即是此类。

陈酿新品

中国历史记载相当丰富，一直在历史研究者的审视之下，似乎像被榨干的残渣。对于中古史而言，本来史料留存有限，被一遍遍地爬梳，更是价值难觅。于是研究者蜂拥发掘新史料，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到近二十年大量出土的墓志。因为需求旺盛，颇有造假混迹其中，此先不论。回顾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墓志的研究，非常突出的现象是众多引用者没有仔细品读理解，而是匆匆圈占，一心拾取为我所用的材料。读书讲究品味，从读到，到读透；找材料则是采撷花草，对号入座。前者无多，后者甚众。

中古史的传世史料颇为有限，许多史料是史家凝练浓缩的记载，既是对事实、法规等的浓缩，也是史观评论的凝练，相似的数据往往包含着时空、性质的巨大差异，用找材料的手法把这些数据网罗在一起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经常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同质的材料是不能作为统计数据的，堆砌材料的论证大多没有意义和价值。用功利的眼光寻找材料，获得的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碎片，却与砂石中的金玉失之交臂，或者视而不见，买椟还珠。

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辨析与解读，这就退回到历史研究的入口处。辨别史料的真伪、性质，缀合考订，属于文献批判的路径；还原场景，共情思考，出入古今，则是历史理解的路径。二者相辅相成，交替使用，不可偏废。如此审视历史，仿佛身临其境，时刻同行，不停给人借鉴，历史被激活了，成为良师益友。史实文献的整理考订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通过丰富的历史积淀去探明人与社会的本体性质，循着漫长的足迹理解存在的意义和方向，从思辨到现实的启发，被激活的更是内在于自身的文化基因，展现出历史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搜寻史料可谓看见，辑比考订可谓看全，还原史实可谓看懂，理解思辨可谓看透。看懂并读透史料，陈酿新品，是激活历史最常见的途径。

旧瓶新酒

历史研究是最为古老的学问了，早在没有历史学的远古时代，人类就不断根据既往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决策判断，从而逐步确立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对象、规范和基本范畴，亦即我所称的“酒瓶”。瓶内装的是什么酒，经常难以判断。例如东汉末年的大宦官曹腾，为何有子孙曹嵩、曹操呢？岂非咄咄怪事。于是有好事者、抹黑曹操的政敌等群起解释，把故事说得引人入胜。吴国人痛恨曹魏，用曹操的小名写了一本《曹瞒传》，看书名便知绝非公允之作，内里揭露曹操不姓曹，而姓夏侯。袁绍讨伐曹操，发檄文称曹嵩是曹腾从路边“乞丐携养”，不知何姓。这种市井喜闻乐见的编造，后人也不断添砖加瓦，冒出了根据曹操名字改姓的“操”氏等，不一而足。曹腾和曹嵩什么关系，成为千年历史疑案，虽然时有新论，却无一定论。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不可动摇的证据。这提醒众多研究者，在文献记载里打圈圈，不管如何努力，绞尽脑汁，也只能在传闻之外再添推测而已。陈寅恪曾经根据曹操之子曹彰黄发卷曲，联系其母卞氏曾经流落倡家，推测卞氏为鲜卑。后有论者误将“倡”字认作“娼”，又增加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推测。不知道陈先生是否想过，卞皇后四个儿子，除了一个黄色卷发外，其余都是黑发，若依发色推断族属，岂非一母所产，俱有胡汉？

文献考证无法获得确证，反倒是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如何破这个局呢？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日，完全可以另辟蹊径，走出迷宫。就上述曹氏血缘问题，可以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通过基因检测获得确定的证据。从个人到家族、族群，乃至民族，只要有遗骸留存，皆可通过提取基因，获得证据，做出科学性的解说。基于新证据展开的新史学，犹如旧瓶装入新酒，池塘导入活水，清新鲜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在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闯出了一条在现代人身上追踪溯源的科学探索路径，证明曹嵩是从曹氏宗亲内部过继而来的嗣子，从曹腾到曹操血脉相连，破解了千年遗留的历史谜团。此外，还证明了操姓与曹氏无关，所谓夏侯氏出身或者乞丐携养，都是抹黑之词，不足凭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却也产生了新的课题，我们发现《三国志》确信不疑的曹腾出自曹参后裔之说，竟然不真实。这个问题的发现，必将带来新的研究。旧瓶不断装入新酒，推陈出新，源源不断。

重读史料与另辟蹊径，让历史常新，与智慧同行。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