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要面向实践需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将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使制度更加切合实际。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高度自觉，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法规制度轨道上向纵深发展。”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第八部分对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出系统完整部署，围绕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擘画制度建设蓝图，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供了根本政策依据。深刻把握这一重大部署，重在厘清“制度”范畴边界，把握党规与国法的有机统一关系，聚焦党章和宪法是根本遵循、紧盯“一把手”这个重中之重，持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强大治理效能，以健全的制度规范体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常态长效，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政治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思想凝心铸魂，更要靠制度固本培元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深刻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全会立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战略全局，专门设置板块集中阐述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决定》构建起“立制”“执规”“破弊”三位一体的工作框架，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三个层面形成闭环制度性安排，构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纲领性遵循。

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基础。制度治党首先要有良规善制，实现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决定》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相统一，坚持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法规的立改废释，补齐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领域制度短板，打通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党内法规之间衔接堵点，推动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配套法规为支撑、覆盖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保障性规范，把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转化为各项可操作、可核查的制度安排，把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刚性制度规则，实现管党治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增强制度执行力，是制度治党的生命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制度空转、法规悬置，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只是一纸空文。一段时期以来，少数地方和单位存在重制度出台、轻落地执行，重上墙公示、轻监督问责的现象，制度“稻草人”问题消解了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决定》突出强化制度刚性约束，明确要求压实各级党组织执规主体责任，健全执规责任清单、督促检查、考核评估、追责问责链条，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督促党员、干部养成在制度轨道上用权办事的习惯，杜绝选择性执行、变通式落实、打折化执行，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大力破除潜规则，是制度治党必须攻克的深层难题。潜规则是明规则的对立物，是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隐形病灶，往往藏身于议事决策、选人用人、政商交往、监督管理等环节，侵蚀正式制度权威，扭曲正常党内关系，消解民主集中制效力。《决定》把破除潜规则纳入制度治党总体安排，坚持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一方面持续完善正式制度，压缩潜规则滋生蔓延空间；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查处，对信奉潜规则、搞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人情大于制度等行为严肃纠治，推动明规则真正主导党内政治生活，营造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这三个方面相互支撑、一体推进，完善体系解决“有制可依”，强化执行解决“有制必依”，破除潜规则解决“祛弊正本”，共同构成全会部署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完整逻辑框架，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核心要义的具体化、制度化表达。

全面从严治党重在治权，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

全面从严治党重在治权，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要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通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历史逻辑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逻辑。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必须时刻警惕的重大风险。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治国理政各项权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根本目标就是管住权力、规范权力运行，确保公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学说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探索执政条件下权力的制约监督路径。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党实践，也是不断探索依靠制度规范权力、防止权力异化的过程。革命年代，依靠制度规范党内权力运行、防止独断专行；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探索党在执政条件下权力监督机制；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制度建设，形成一整套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制度化表达，所有党内法规、党的各项制度，最终指向都是界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流程、监督权力行使、惩戒权力滥用。无论是议事决策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请示报告制度，还是监督执纪问责制度，落脚点都是治权。

从实践逻辑看，全面从严治党查处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根子大多是权力脱离制度约束。有的领导干部越权决策、违规审批；有的利用资源分配、项目审批、资金拨付权力搞利益输送；有的搞个人专断、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领导。这些问题表面看是干部作风问题、纪律问题，深层是权力运行制度约束失效。推进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就是以制度划定权力边界，明确权力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权力运行遵循什么程序，权力失范要承担什么责任，构建权力配置、权力行使、权力监督、权力追责全链条制度闭环。

准确把握制度治党中“制度”的内涵外延，是理解制度治权的前提。按照全会精神，制度治党语境下的“制度”，首要核心指向党的建设领域各项制度，主体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包含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不同层级党内法规，以及配套的规范性制度文件，专门规范党内关系、党组织运行、党员和领导干部履职行为。从广义维度看，这一制度体系向外延伸对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确立的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涵盖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党内制度和国家制度有机衔接、双向互动，党内制度聚焦管党治权，国家制度聚焦治国治权，党作为执政党，党内权力规范会引领带动国家公权力规范运行，党内制度建设成果源源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制度效能，实现治党与治国协同推进。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基本方式，但依规治党不能孤立于国家法治体系之外。第二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和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列为“第十二个坚持”事项，为统筹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指明方向。结合全会精神，推进依规治党，首要依据是党内法规，同时必须牢牢锚定宪法法律底线，统筹纪与法、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实现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

依规治党首先依靠党内法规。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员的标准严于普通公民，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党内法规是党的统一意志的制度化体现，专门调整党内事务，规范党组织活动、党员义务、领导干部权力，明确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对党员、干部提出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很多行为尚不构成违法，但已经触碰党规红线，就要依规及时处置，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防止小问题演变为违法犯罪。这是依规治党独特的功能优势，也是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纠偏的重要依托。

依规治党不能脱离宪法和法律轨道。执政党的权力属于公权力范畴，公权力运行必须接受宪法法律约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样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殊身份，党内决策、部署、活动，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党内法规制定本身也要符合宪法法律精神，建立党规和国法衔接协调机制，做好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形成执纪执法联动机制。

厘清二者关系，要防止两种认识误区。一种误区是把依规治党等同于依法治国，认为管党治党直接套用国家法律，弱化党内法规特有功能，降低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标准；另一种误区是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割裂对立，认为党规是党内“家法”，可以脱离国家宪法法律自行其是，滋生特权思想。正确的方向是坚持一体统筹，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以党内法规管住党员、干部，引导党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法履职，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形成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的良性格局。

立足党章和宪法的根本遵循，紧盯“一把手”这个重中之重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要避免泛化推进、平均用力，必须找准着力点、抓住关键点。《决定》清晰指明两大根本遵循和核心治理对象：治党的根本依据立足于党章和宪法；治党的重点对象集中在各级“一把手”。“一把手”掌握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核心权力，权力最为集中，自由裁量空间大，最容易出现越权、专权、滥用权力问题，是权力监督的薄弱环节，也是制度治权的重中之重。《决定》专门设置制度条款，对“一把手”履职用权作出系统性治理约束，构建起从选拔准入、决策行权、层级监督、同级监督到执纪问责的完整制度链条，是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聚焦“关键少数”的标志性成果。

党章是管党治党总章程，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二者共同构成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根本遵循。党章集中规定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党员权利义务、党的组织制度、监督制度，所有党内法规、党的各项制度都源自党章、服从党章，制度治党的一切安排都不能偏离党章要求。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章确立的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贯穿“一把手”约束规定始终，选拔“一把手”考察民主集中制素养、落实末位表态制、禁止一言堂家长制、强化班子同级监督，都是把党章规定落到权力运行实处。宪法划定公权力运行底线，明确权力来源于人民，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一把手”无论党内职权还是行政职权，都不得突破宪法设定的权力边界。党章管党内之治，宪法管国家之治，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以宪法为界，双规并行、同向发力。

聚焦“一把手”开展制度治理，抓住了制度治权的主要矛盾。“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居于核心地位，决策主导权、人事建议权、资源调配权高度集中，一旦制度约束失效，极易产生连锁式、塌方式腐败，污染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政治生态。《决定》关于“一把手”的制度设计是一套闭环制度体系，在入口环节，选拔任用“一把手”注重考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素养和能力，坚持选优配强班子；在决策环节，厘清职责权限，执行末位表态制，严禁书记专题会替代党委常委会决策，立下“五个不得”刚性禁令，杜绝个人凌驾组织之上；在监督环节，建立下级“一把手”述职报告、上级监督谈话、班子成员同级监督机制，打通自上而下监督和同级相互监督两个渠道；在责任与惩治环节，压实党委、纪委监督报告责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重点查处“一把手”腐败、家族式腐败、新型隐性腐败，坚决破除特权幻想。

这套制度安排充分彰显抓“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的治理思路。管住“一把手”，就是管住权力链条的顶端；“一把手”带头遵守制度、依规用权、发扬民主，就会形成“头雁效应”，带动整个领导班子、整个地区部门敬畏制度、执行制度。反之，如果“一把手”游离于制度之外，制度权威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制度治党的整体成效就会大打折扣。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就要把约束“一把手”的规定作为硬标尺，持续完善“一把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监督清单，常态化开展制度执行监督检查，对“一把手”违反民主集中制、搞个人专断、违规用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让针对“一把手”的制度笼子真正收紧扎牢。同时，以管住“一把手”为牵引，延伸完善对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重点岗位人员的权力监督制度，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制度治权覆盖权力运行全链条。

新征程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长远之计、固本之策。《决定》关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部署，立足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强化制度执行、破除潜规则，搭建起新时代依规管党治党的制度框架。制度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抓好全会精神学习贯彻，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突出位置，一手抓制度供给、补齐制度短板，一手抓制度执行、强化刚性约束，持续破除潜规则、维护明规则权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一把手”牢固树立制度意识、规矩意识、法治意识，自觉习惯在制度约束下行使权力、开展工作。依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自我革命，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确保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持久稳固的制度保障。